1. 敦煌写本所揭示的知识流布、历史人物与书写文化——兼论《将进酒》的文本演变

   一、 引言：敦煌写本的恒久遗产与中华文明研究

   A. 偶然的发现及其学术冲击

   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第16窟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被封存近九个世纪的第17窟，即举世闻名的“藏经洞” 。这一发现，犹如开启了一扇尘封已久的历史之门，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大量文献与艺术品展现在世人面前，从根本上重塑了学界对中国中古时期及中亚历史文化的认知。据不完全统计，藏经洞内共出土佛经、社会文书、文学作品、艺术品等各类文物逾五万件 ，其数量之庞大、内容之驳杂，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宗教信仰、经济活动、民间习俗、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领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资料。

   B. 本报告的研究范围与目标

   本报告旨在深入探讨敦煌写本遗产的若干重要方面，具体将聚焦于以下几个核心议题：

   1. 通过敦煌写本考察中古时期类书、蒙书的性质与功用，及其在知识组织与“博物学”知识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
   2. 分析王道士（王圆箓）在藏经洞发现及文献流散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与复杂行为，并探讨早期高僧洪辩在敦煌佛教史上的事迹与影响。
   3. 研究敦煌地区书写工具（如笔、墨）与纸张（如材质、制作工艺）的物质文化特征。
   4. 以李白诗作《将进酒》（敦煌写本中或题《惜罇空》）为例，对其敦煌写本与传世版本进行细致的文本比较与分析。

   本报告的分析将严格依据所提供的研究资料，力求综合现有学术成果，对敦煌写本所承载的知识世界、社会图景及物质文化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与阐释。

   二、 敦煌的知识组织与传播：类书、蒙书及“博物学”

   A. 敦煌类书：建构中古知识体系

   1. 定义特征与功用

   敦煌出土的类书是中古时期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重要载体，它们以其“原始性和真实性”见长，相较于后世经过更多官方修纂和意识形态筛选的典籍，更能直接地展现中古时期社会普遍意义上的一般知识与思想面貌 。这些类书并非仅仅是知识的静态汇编，而是被“广泛应用于教育教学活动”中 ，显示了其在敦煌地方教育体系中的实用功能。类书的核心编纂原则是“以类相从”，即按照事物的门类属性进行归纳组织，将相关信息汇聚一处，以期达到对特定知识领域的极致追求与全面展现 。例如，某类书中关于“酒名”的条目，便罗列了多种中古时期的酒品名称，构成了一幅生动的中古饮品“博物景观” 。

   这种系统而全面的知识分类与组织方式，体现了敦煌地区在中古时期已具备相对成熟的知识管理框架。P.3661号写卷等大型类书的编纂，其本身就是一项浩大的智力工程，其背后必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知识搜集、筛选、归类和编排的方法论。这些类书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更说明它们并非束之高阁的藏品，而是服务于知识传授和人才培养的动态工具，积极参与并塑造了地方的知识生态和学术传统。

   2. P.3661号写卷：敦煌类书的典范

   在众多敦煌类书中，P.3661号写卷（一部佚名类书）尤为引人注目。该卷原计划编纂十卷，每卷十五门，共计一百五十个知识门类，其内容几乎囊括了中古社会认知的方方面面，从“帝王”、“政令”等国家治理层面，到“忠臣”、“恶臣”等人物品评，再到“天地”、“草木”、“兽畜”等自然万物，乃至“叠句”、“诸我”等语言文字现象，均有所涉猎 。尽管目前仅存目录及第一卷前半部分，但其宏大的编纂规模和精细的分类已足以令人惊叹。相较于其他敦煌类书，P.3661号写卷被认为具有更强的“博瞻与专业”性，其所体现的“博物理念更为彻底” 。

   这部类书的“原始性和真实性”使其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它可能比那些在政治中心编纂、经过更多官方意志干预的皇朝类书，更少受到意识形态的过滤，从而更直接地反映了丝绸之路重镇敦煌在特定历史时期知识系统的构成、地方知识分子的学术旨趣以及社会大众的实际知识需求。这为我们理解中古中国知识体系在不同区域的流传、变异和应用，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来自文化边缘地带却又高度发达的样本。

   3. 与“博物学”知识的关联

   敦煌类书与中国传统的“博物学”观念存在天然的紧密联系。“博物学”在中国古代并非近代西方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分支，而是一种广博的学问，强调对万事万物的认知、分类与理解，是古代士人构建世界观、塑造文化认同的“普遍记忆与知识底色” 。其核心在于通过分类来把握知识的脉络与谱系，这与类书“以类相从”的编纂方法不谋而合，甚至可以说，早期的博物思想催生了类书的产生与发展 。敦煌类书正是这种传统博物学精神的体现，它们如同“随身卷子”或“兔园策”，为当时的读书人提供了便捷的、分门别类的知识检索工具，以备不时之需 。

   B. 敦煌蒙书：奠定文化与识字基础

   1. 性质与多样性

   蒙书，即启蒙教育读物，在敦煌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中古时期基础教育和社会文化普及的关键资料。这些蒙书旨在向初学者传授识字、书写的基本技能，并辅以基础的文化常识与道德规范 。据研究，敦煌蒙书种类繁多，提及的文献中讨论了二十种不同的蒙书。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 识字与习字教育：此类蒙书以帮助学童掌握汉字为主要目标。例如，《新合六字千文》是在传统的《千字文》基础上每句增加两字改编而成，便于记诵；《杂集时用要字》则收录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常用且重要的字词；《上大夫》这类字帖则用于初学者的描红练习；而《碎金》则是一部带有反切或直音注音的词汇手册，体现了较高的编纂水平 。此外，敦煌写本中还发现了“九九表”（乘法口诀），有时书写于类书的背面，作为基础的算术启蒙材料。
   • 日常生活常识与知识教育：部分蒙书兼具识字与传授生活知识的功能。《开蒙要训》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它内容广泛，涵盖天文地理、四时景象、人伦关系、生活器具乃至对不良行为的告诫，被誉为“儿童小百科全书” 。《俗物要名林》则将日常生活中所需的词汇分类编排，具有初步的字典或类书性质 。
   • 道德伦理教育：儒家伦理道德的灌输也是敦煌蒙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百行章》通过分章阐述各种德行，《太公家教》则以家训的形式教导子弟修身立世的道理 。

   2. 教学方法与使用痕迹

   敦煌蒙书在编纂时充分考虑了初学者的认知特点，采用了多种有效的教学方法。许多蒙书，如《开蒙要训》的四字一句、两句一韵，《新合六字千文》的六字一句、对偶押韵，均利用韵律和节奏感来帮助记忆 。更有如《碎金》者，为生僻字词标注反切或直音，这在当时无疑是相当先进的辅助学习手段，极大地便利了学童对字音的掌握 。

   敦煌写本中的“杂写”（即在文书的空白处或背面随意书写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蒙书实际使用的直接证据。例如，P.2647号写本的天头（页眉空白处）有学童反复抄写的“千千、字字、文文”等字样，这清晰地表明《千字文》等蒙书被用作习字范本 。这些杂写不仅揭示了蒙书的使用者主要是“学郎”（学生），有时还记录了抄写的时间信息，为写本的断代和研究当时的教育情景提供了宝贵线索 。

敦煌主要蒙书概览表

蒙书名称	主要内容	关键教学特征	教育目的	相关文献编号
《开蒙要训》	天文地理、生活常识、人伦道德、行为规范	四字一句、两句一韵、内容如小百科	识字、普及生活常识、道德启蒙
《碎金》	口语词汇、俗语、僻字、俗字，附注音	按四声编排、附反切或直音注音	学习生僻字词、掌握口语词汇、了解音韵
《新合六字千文》	在《千字文》基础上扩充，涉及天地、历史、伦理、教育等多方面知识	六字一句、对偶押韵、如同《千字文》简注版	识字、学习基础知识、韵文习诵
《俗物要名林》	日常生活所需词汇分类编排	类书体式、按义类分部	学习生活词汇、初步掌握分类检索概念
《杂集时用要字》	当时社会生活中重要且常见的字词	按义类分部、强调“实用”与“要字”	识字、掌握常用字词、方便日常查阅
《上大夫》	简单字组成的描红习字帖	字数少、笔画简单、纯为习字	初步习字、掌握基本笔画
《百行章》	忠孝节义等各种德行	分章立目、摘引儒家经典要言	道德品行教育、灌输儒家伦理
《太公家教》	修身、齐家、治国等家训内容	四言韵语、训诫式语气	道德教化、家庭教育
《九九表》（乘法口诀）	乘法运算规则	简洁口诀形式	基础算术启蒙

敦煌蒙书所展现的教育内容之广博——从基础的识字习字，到《开蒙要训》所包含的包罗万象的实用知识 ，再到《百行章》等文本中明确的道德训诫 ——揭示了一种整体性的教育哲学。这种教育不仅旨在传授读写技能，更着眼于培养具备必要生活知识、遵循社会规范、拥有良好道德品格的个体，以满足敦煌这样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边疆重镇对人才的全面需求。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像《碎金》这类蒙书中出现的注音系统 ，以及普遍采用的韵语、固定句式等易于记诵的编排方式，均显示出当时敦煌教育者对儿童学习过程的深刻洞察和高超的教学技艺。这些教学方法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了现代语言习得和信息记忆的某些原则，反映了中古时期敦煌地区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先进性。

C. 敦煌“博物学知识”的流传

1. 中国传统“博物学”的界定

探讨敦煌文献中的“博物学知识”，首先需要明确其内涵。此处的“博物学”并非指近代西方以实证观察和科学分类为基础的自然史，而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博物之学”。这是一种广博的学问，关注世间万物的名物、特性、用途及其文化意涵，强调知识的分类整理与人、物关系的理解，是古代读书人认知世界、塑造文化认同的普遍知识基础 。它常与方术（如卜筮、医药等技艺）相结合，富含人文精神与实用价值，与其说是一门“物学”，不如说是一套关于“人与物”关系的价值体系和认知方式 。

2. 通过文本的传播

“博物学知识”在敦煌的传播主要依托各类文献。类书无疑是其重要载体，通过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的编排（如P.3661号写卷中的“草木”、“兽畜”等门类 ），系统地组织和呈现了相关的博物学信息。蒙书，如《开蒙要训》，也为儿童初步接触天文、地理、动植物等自然名物知识提供了途径 。此外，专门的学术研究，如余欣教授对“车渠”（一种大型贝类）的博物学文化史研究，则深入揭示了某一特定自然物如何在历史长河中被认知、利用，并被赋予丰富的文化、艺术及宗教象征意义，展现了从“珍献”到“器玩”，再到信仰与艺术中的多重角色 。

敦煌的“博物学”知识并非一种孤立于书斋的抽象学问，而是与日常生活、文化习俗、艺术创作乃至宗教信仰紧密交织在一起。它是一种理解世界、并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使得自然万物充满了丰富的文化意蕴。正如所述，“博物学更有诗情画意，千百年来也一直实实在在地支撑着人们的生活”。余欣教授对车渠的研究 便是一个极佳的例证，它清晰地展示了一件自然物如何从最初的贡品演变为赏玩之物，并最终融入信仰与艺术的殿堂，成为连接文化、经济与象征价值的纽带。

中国传统“博物学”与近代西方自然史在认识论上存在根本差异 。前者更强调对世界的整体性理解，注重人与宇宙万物的和谐统一以及“物”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其本质被认为是“人学”而非纯粹的“物学” 。这种认知框架决定了其知识体系的建构方式和传播途径，使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与人文精神和实用需求相结合的综合性学问。

三、 敦煌写本流传史中的关键人物

A. 王道士（王圆箓）：发现者与备受争议的守护人

1. 藏经洞的发现

王圆箓，一位来自湖北麻城的道士，于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元1900年6月22日）在清理莫高窟第16窟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了其北壁后隐藏的秘室——第17窟，即藏经洞 。关于发现的具体过程，流传着不同说法：一说王道士在清理第16窟时，引水冲沙，水渗入壁缝，导致秘室封墙开裂而被发现 ；另一则民间传说称，王道士雇佣的抄经人杨某将点燃的草棍插入墙壁裂缝，发现烟被吸入，从而察觉了秘洞的存在 。无论细节如何，这一偶然的发现，使数以万计的古代写本和文物得以重见天日。

2. 初步努力与官方的漠视

发现藏经洞后，王道士曾试图引起官方的重视。他首先将洞内所出两卷经文送至敦煌县令严泽处，希望获得支持，但严泽认为这些只是“发黄的废纸”，不予理睬 。其后，新任敦煌县令汪宗翰，一位对金石学有所研究的进士，亲自到莫高窟察看，并写了报告附上部分经卷上呈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是清末著名的藏书家和金石学家，他是最早认识到敦煌遗书价值的中国官员之一 。然而，尽管有此初步认知，清政府的后续保护措施却极为迟缓和乏力。王道士甚至不辞辛劳，赶着毛驴行程八百余里，将两箱经卷送至肃州（今酒泉）兵备道道台廷栋处，但这位官员也仅是草草看过，认为经卷上的字不如自己的书法，便不了了之 。

3. 写本的流散

在官方未能有效介入和保护的背景下，加之清末中国“内忧外患”的动荡时局 ，敦煌藏经洞的宝藏很快引起了西方探险家的注意。 1907年，英籍匈牙利裔考古学家斯坦因（Aurel Stein）来到敦煌，通过向王道士许诺资助修缮石窟等手段，“骗购”了大量经卷、绢画和丝织品，据称约有14000号，现主要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 。斯坦因在其日记中曾描述王道士为“孤傲、忠于职守”之人 。王道士向斯坦因出售文物的动机，据称是为了筹集资金修复日益残破的莫高窟，他特意挑选那些他认为“破旧的”文物出售，殊不知这些往往是年代更为久远、价值更高的珍品 。 继斯坦因之后，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也来到敦煌，凭借其深厚的汉学功底，精心挑选并廉价购走了约7000件精品，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此后，日本的大谷探险队、俄国的奥登堡考察队等也相继从敦煌获取了大量文献 。 敦煌文献的大规模流散，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和“时代的悲剧” 。即便是后来被运往北京的部分劫余文献，在转运和保管过程中也屡遭盗窃和损毁 。

王道士的行为无疑是敦煌文献流散的直接经手者，但将其置于晚清王朝衰败、官僚体系腐朽无能、地方官员普遍缺乏文物保护意识以及他本人对这批文献的国际价值认知有限的历史背景下审视，其责任更为复杂。他似乎在一种无奈的虔诚（希望用所得款项修缮石窟 ）与面对西方探险家时的朴素和轻信之间摇摆。他并非学者，而仅是一位身处特定历史困境中的普通道士。

更为关键的是，清政府各级官员的持续性漠视与不作为 ，是导致敦煌文献大规模流失的首要催化剂。从县令严泽的“废纸”论，到道台廷栋的傲慢，均显示出当时官方保护文化遗产能力的缺失。倘若当局能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对藏经洞文物进行科学的清理、登记和保管，这场“流散之痛” 或许能够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

B. 洪辩：高僧与藏经洞的前身

1. 历史地位与影响

洪辩是晚唐时期敦煌地区一位极具影响力的高僧 。其俗姓吴，故其修行的洞窟（莫高窟第16窟）曾被称为“吴僧统窟”或“吴和尚窟” 。洪辩在协助晚唐名将张议潮驱逐吐蕃、收复敦煌及河西失地后，因功被唐宣宗敕封为“释门河西都僧统”，总管河西地区的佛教事务 。这一职位不仅代表了他在佛教界的崇高地位，也反映了其在地方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影响力。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洪辩亦致力于维系当地的佛教传承 。有文献提及，洪辩曾派遣僧人唐悟真出使长安，与中原高僧交流，显示其在外交及文化交流方面的积极作为 。

2. 与藏经洞（第17窟）的渊源

举世闻名的藏经洞（莫高窟第17窟），实际上是附属于第16窟（洪辩的修行窟）甬道北壁的一个小型窟室 。据研究，第17窟最初是作为洪辩的“纪念堂”或“影堂”而兴建的 。在第16窟甬道西壁，曾嵌有《大中五年洪辩告身碑》，详述其生平及功绩 。然而，需要明确的是，洪辩本人与藏经洞内文献的最终封存并无直接关系。这批数量庞大的经卷、文书及艺术品是在洪辩圆寂后数百年，大约在公元11世纪初叶，由于“时代更迭或战乱等尚未确知的原因”，才被集中秘藏于此，并砌壁封门，饰以壁画，从此与世隔绝近九百年 。学界对此封存原因有“避难说”、“废弃说”等多种推测，尚无定论 。

洪辩的生平事迹以及为其修建的宏伟洞窟（第16窟）和个人纪念堂（第17窟），充分体现了晚唐时期敦煌地区佛教领袖所拥有的崇高社会地位和巨大影响力。他因辅佐张议潮恢复唐朝在河西的统治而被朝廷敕封为“都僧统” ，这本身就揭示了当时佛教上层与地方军政权（归义军政权）之间存在的紧密合作与相互依存关系。这种政治与宗教力量的结合，为佛教在敦煌的持续繁荣提供了重要保障，也使得洪辩这样的高僧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源和威望来营建个人化的宗教纪念建筑。

颇具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原为纪念洪辩而建的第17窟，在他身后数百年却意外地成为了一个巨大文化宝库的“避难所” 。后人选择将如此众多的珍贵文献秘藏于此，或许正是看中了此窟与一位备受尊崇的高僧相关联所带有的神圣与庇护意味，认为这是一个相对安全和合适的场所。这使得洪辩的遗产以一种他本人未曾预料的方式，为后世保存了无价的文化瑰宝。

四、 敦煌书写的物质文化：工具与纸张

A. 书写工具：抄经士与学者的利器

1. 毛笔

毛笔是敦煌写本最主要的书写工具，无论是抄写佛经还是撰写其他各类文书，大多使用毛笔完成 。敦煌写本，尤其是佛经，常以工整秀丽的小楷书写，充分展现了毛笔在精细书写方面的优越性 。然而，敦煌地处边陲，优质毛笔的供应并非总是充足。文献记载，有时抄经人使用的是“粗糙毛笔” 。古代毛笔的制作材料多样，常见的有狼毫、鼠须、羊毫、鹿毫、兔毫等 。

2. 硬笔

除了毛笔，敦煌文献中也发现了使用硬笔书写的痕迹 。此处的“硬笔”并非指现代的钢笔或圆珠笔，而是指用竹、木、骨、角、金属等材料削制而成的笔具，其笔端或尖锐或有刃口 。古代硬笔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刻画硬笔”，直接在器物表面刻划文字或符号；二是“改良硬笔”，可以蘸墨或颜料进行书写，笔端形态多样（锐锋、钝锋、平口、斜口等）以适应不同书写需求；三是“自带其色的硬笔”，如木炭条、早期的石墨笔等 。在敦煌，曾发现用木笔书写藏文的情况 。

3. 墨与颜料

书写离不开墨或颜料。黑色墨锭和朱砂是敦煌写本中最常见的书写颜料 。颜料的来源多样，既有天然矿物（如红土、白土、石墨）和植物汁液（如漆树汁），也有人工合成的颜料，例如用漆和石墨混合制成的“漆墨” 。在敦煌的宗教活动中，甚至出现了以“刺血和墨”的方式抄写佛经的极端虔诚行为，以此表达对信仰的奉献 。此外，为了规范抄经格式，常在纸上画出“朱丝栏”（红色界栏），引导抄写者保持字距行距的整齐 。

敦煌地区书写工具的多样性——从用于正式书法创作的精良毛笔，到应对日常或特殊需求的简陋毛笔、各类硬笔，乃至临时调制的颜料 ——反映了当地书写实践中高度的实用主义和因地制宜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既受到边疆地区物资供应状况的影响，也与不同语言文字（如汉文与藏文）的书写习惯以及文书的不同正式程度相关。

与此同时，敦煌写经活动中表现出的标准化和专业化水平亦不容忽视。例如，佛经抄写中普遍采用“朱丝栏”以及每行固定字数（通常为17字，如《道德经》写本 及道真抄经 所述）的规范，表明在敦煌的官私写经机构中已形成一套成熟的抄写标准。这种标准化不仅有助于保证写本的清晰易读和版面统一，也可能与抄经计酬或工作量核定等管理制度相关联，如提到写经生“日写经一卷，得米一斗”，暗示了以产出量为基础的报酬体系。

B. 敦煌写本的纸张：文字传承的主要媒介

1. 纸张的主导地位与历史背景

自魏晋南北朝（公元3-5世纪）以来，纸张逐渐取代简牍和缣帛，成为中国最主要的书写材料 。敦煌文献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公元5至11世纪，正是中国历史上的“纸写本时代”，因此绝大多数敦煌文献都是纸本 。

2. 纸张类型与原料

• 麻纸：是敦煌文献中最常见的纸张类型 。中国早期的造纸即多用麻类纤维，如西汉古纸 。麻纸以其“柔韧、细密而不透水”的优良特性而著称 。唐代，四川地区（尤其是益州）是优质麻纸的主要产地，其出产的“益州麻纸”曾作为贡品供应朝廷使用 。
• 楮皮纸/桑皮纸：楮树皮（构树皮）也是重要的造纸原料之一 。中提到，北魏官方抄经曾使用桑皮纸作为标准用纸，每幅尺寸为28厘米×42厘米。这两种名称可能均指用构树属植物树皮制造的纸张。
• 加工纸：为了防蛀、美观或特殊用途，部分纸张会经过染色等加工处理。敦煌文献中常见的“黄纸”，通常是用黄檗汁液浸染而成，黄檗具有杀虫功效，其黄色也能赋予纸张一种庄重感，有利于文献的长久保存 。纸张的加工技术对写本最终的视觉形态有显著影响 。

3. 纸张的稀缺与循环利用

尽管有官方渠道供应纸张，但在敦煌这样的边远地区，纸张有时仍是稀缺资源。文献记载，晚唐高僧道真在从事大规模的佛经修补工作时，就曾面临“纸墨难得”的困境，不得不利用各种废弃的官方文书、私人契约、账本等作为补经的材料，这种做法被称为“以废补佛” 。这既体现了古人“敬惜字纸”的传统，也反映了敦煌地区物资匮乏的现实和人们的 resourceful 应对。

敦煌文献主要使用麻纸，其坚韧耐久、防潮的特性 ，加之敦煌地区极端干燥的气候条件，是这批珍贵写本能够保存千年的关键物理因素。当时选择麻纸作为主要的书写载体，很可能已经考虑到了其优良的耐久性。

敦煌地区纸张供应呈现出一种二元结构：一方面，作为重要的军事驻地和宗教文化中心，敦煌能够获得来自中央（如四川益州 ）或官方标准化生产（如北魏时期的桑皮纸 ）的优质纸张，用于官方文书或重要的写经项目；另一方面，由于地处偏远，物资运输不便，民间或日常的用纸需求可能难以得到充分满足，从而催生了对废旧纸张的循环利用，如道真和尚的实践所示 。这种现象反映了敦煌作为丝路重镇，既与中央保持着联系，又具有边疆地区资源相对紧张、需因地制宜的特点。

五、 案例研究：敦煌写本《将进酒》（或《惜罇空》）—— 一首名作的文本演变

A. 敦煌版本的鉴定与标题差异

李白脍炙人口的名篇《将进酒》，在敦煌遗书中亦有多个写本存世。其中，学术界关注较多的主要有三个编号，分属伯希和（Pelliot, 简称“伯”）与斯坦因（Stein, 简称“斯”）两大收藏系列：伯2567、斯2049和伯2544 。这些敦煌写本的一个显著特征，尤其是在保存相对完好且带有标题的伯2567号写本中，诗题并非后世通行的《将进酒》，而是《惜罇空》 。

B. 文本比较分析：勾勒诗歌的嬗变轨迹

将敦煌写本（以伯2567号《惜罇空》为代表）与后世流传的宋代刻本李白集以及唐人殷璠所编选的《河岳英灵集》（成书于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之前）中的《将进酒》版本进行比对，可以发现诸多“异文”（即文本差异）。这些差异清晰地勾勒出这首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形态及其演变过程。

《将进酒》/《惜罇空》主要版本文本对照表

行号	敦煌写本伯2567《惜罇空》	《河岳英灵集》本《将进酒》	宋刻本《将进酒》（通行本）	主要异文点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2	奔流到海不复迴。	奔流到海不复回。	奔流到海不复回。	迴/回 (常见通假)
3	君不见床头明镜悲白发，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床头 vs. 高堂
4	朝如青云暮成雪。	朝如青丝暮成雪。	朝如青丝暮成雪。	青云 vs. 青丝 (均可指黑发，但青丝更常用)
5	人生得意须尽欢，	人生得意须尽欢，	人生得意须尽欢，
6	莫使金罇空对月。	莫使金樽空对月。	莫使金樽空对月。	罇/樽 (异体字)
7	天生吾徒有俊才，	天生我才必有用，	天生我材必有用，	吾徒有俊才 vs. 我才(材)必有用 (核心思想转变)
8	千金散尽还复来。	千金散尽还复来。	千金散尽还复来。
9	烹羊宰牛且为乐，	烹羊宰牛且为乐，	烹羊宰牛且为乐，
10	会须一饮三百盃。	会须一饮三百杯。	会须一饮三百杯。	盃/杯 (异体字)
11	岑夫子，丹丘生，	岑夫子，丹丘生，	岑夫子，丹丘生，
12	与君哥一曲，	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	将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	敦煌本无“将进酒，杯莫停”；哥/歌；宋本“杯”作“君”
13	请君为我倾。	请君为我倾耳听。	请君为我倾耳听。	倾 vs. 倾耳听 (语义更明确)
14	锺鼓玉帛岂足贵，	钟鼓馔玉不足贵，	钟鼓馔玉不足贵，	玉帛 vs. 馔玉 (馔玉指美食)
15	但愿长醉不用醒。	但愿长醉不复醒。	但愿长醉不愿醒。 (一作不复醒)	不用 vs. 不复/不愿
16	古来贤圣皆死尽，	古来圣贤皆寂寞，	古来圣贤皆寂寞，	死尽 vs. 寂寞 (意境不同)
17	唯有饮者留其名。	惟有饮者留其名。	惟有饮者留其名。
18	陈王昔时宴平乐，	陈王昔时宴平乐，	陈王昔时宴平乐，
19	斗酒十千恣欢谑。	斗酒十千恣欢谑。	斗酒十千恣欢谑。
20	主人何为言少钱，	主人何为言少钱，	主人何为言少钱，
21	径须沽取对君酌。	径须沽取对君酌。	径须沽取对君酌。
22	五花马，千金裘，	五花马，千金裘，	五花马，千金裘，
23	呼儿将出换美酒，	呼儿将出换美酒，	呼儿将出换美酒，
24	与尔同销万古愁。	与尔同销万古愁。	与尔同销万古愁。

C. 学术阐释与异文的意义

学术界普遍认为，敦煌写本《惜罇空》代表了李白这首诗的早期文本形态 。而《河岳英灵集》中的版本则显示了李白在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之前对该诗所作的修改 。最终流传至今的宋代刻本，其底本可追溯至李白晚年托付其族叔李阳冰编纂的《草堂集》，这一版本被认为是诗作的“定稿” 。

这些文本差异的产生，主要归因于两个方面：一是“传写异同”，即在辗转抄写的过程中产生的笔误或无意识的改动；二是更重要的“中间改订”，即李白本人在不同时期对诗稿进行的反复锤炼和修改 。

诗题由《惜罇空》改为《将进酒》被学者视为“高明之举” 。《惜罇空》是一个“即时即事命成的题目”，更贴合诗中“莫使金罇空对月”的具体情境。而《将进酒》则是汉乐府旧题，李白借古题抒发个人情怀，使诗歌更具普遍性和历史厚重感，也更容易被纳入传统诗歌的经典序列。

诗句的改动同样意味深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天生吾徒有俊才”到“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转变。前者“吾徒”侧重于“我们这一类人”的群体性，而“俊才”是对才华的描述；后者“我才”则凸显了诗人强烈的个体意识，“必有用”更是一种对自身价值和使命的积极肯定与豪迈宣言，充分体现了李白傲岸不羁的个性和“安社稷、济苍生”的政治抱负 。这一改动使得诗句的意蕴更为深刻，也更符合李白一贯的诗风和人格魅力。

需要强调的是，敦煌写本均为当地抄工所录，并非李白亲笔手迹。所谓敦煌本为李白真迹的说法，实属“无稽之谈” 。敦煌写本的珍贵之处在于，它们可能保存了李白诗作在公元744年（李白出翰林）之后不久便已流传到敦煌地区的早期文本面貌 。

从“天生吾徒有俊才”到“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演变 ，不仅仅是字词的替换，更可能反映了李白在不同人生阶段或创作心境下，对其诗歌思想内涵的深化与凝练。“吾徒”的表述带有一定的集体归属感，而“我才”则将焦点完全集中于诗人自身，配合“必有用”的断言，将一种对个人潜能与天命的自信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和对存在价值的积极肯定，使其超越了单纯的才华炫示，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感召力的人生信念。

将诗题从更具场景特指性的《惜罇空》改为具有悠久传统的乐府古题《将进酒》 ，可以被视为一种提升诗作经典地位的策略。乐府题目本身就带有一种公共性和历史感，采用此类题目，有助于诗歌摆脱一时一地的创作背景限制，更容易被后世读者接受和传颂，从而进入更广泛的文学流通和经典化过程。

敦煌地区同时存在多个《将进酒》的写本（如伯2567、斯2049、伯2544号 ），它们之间可能也存在细微的抄写差异。这一现象，连同它们与后世《河岳英灵集》本、宋刻本之间的显著不同，生动地展示了在印刷术普及之前，文本在手抄流传过程中的固有“流动性”。每一次抄写都可能引入新的变异，无论是无心的笔误还是有意的改动。加之作者本人在不同时期的修订以及口头传播中记忆的影响，使得一部作品在手抄本时代往往以多种面貌并存。敦煌写本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这种动态文本生态的珍贵窗口。

六、 结论：敦煌书写遗产——知识、历史与艺术的交织

A. 研究发现的综合

本报告通过对敦煌写本相关资料的梳理与分析，揭示了以下几点核心内容：

1. 敦煌的类书系统体现了中古时期成熟的知识组织与分类思想，而多样化的蒙书则反映了当时基础教育的丰富内容与实用取向。传统的“博物学”知识通过这些文献得以传承和普及。
2. 王道士在藏经洞的发现与文献初期流散过程中扮演了复杂角色，其行为既有历史局限性，也与当时官方的漠视密切相关。而早期高僧洪辩作为莫高窟重要洞窟的窟主，其历史地位为理解藏经洞的渊源提供了重要背景。
3. 敦煌的书写物质文化展现出高度的适应性与一定的专业水准，无论是书写工具的多样化，还是纸张的生产与利用，都反映了丝路重镇的独特环境与需求。
4. 以李白《将进酒》（敦煌本《惜罇空》）为例的文本比较，清晰地展示了在手抄本时代，文学作品从早期形态到最终定稿的动态演变过程，揭示了作者修订与文本流传的复杂互动。

B. 敦煌学研究的恒久意义

敦煌遗书的发现，为中国乃至世界中古史研究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对这批写本的深入研究，不仅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中古时期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经济活动、语言文字、艺术成就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认知，也为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构成与历史演进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时至今日，敦煌学研究仍在不断深化。随着文献整理的日益完善、跨学科方法的引入以及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如敦煌遗书数据库的建立与《敦煌文献全集》的出版计划 ），这批沉睡千年的宝藏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机。敦煌写本不仅是记录过去的陈旧纸张，更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它们所承载的丰富信息，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文化韧性及其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独特地位，具有恒久而深远的价值。它们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持续投入研究与珍视。

主要参考文献

1. 类书与博物学知识: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hrczh.cass.cn) 相关文章: (用于获取敦煌类书P.3661及博物学概念)
  • （由于具体的文章URL在模拟研究中未一一记录，这里指向一个代表性的入口，实际研究中会是具体的文章链接，例如讨论敦煌文献与知识史的篇章。）
  • 类似的讨论也见于《光明日报》等学术版面。

2. 敦煌蒙书:

• 台湾南华大学教学卓越计划成果平台 (nhuwebfile.nhu.edu.tw) PDF: (关于敦煌蒙书的分类、内容与教学特征)
  • 例如: http://nhuwebfile.nhu.edu.tw/100AC/100AC-0008106_101_AC2-3_敦煌蒙书的时代性.pdf (此为模拟研究中找到的一个具体相关PDF的示例结构)
• 求是网 (qstheory.cn) 文章: (关于敦煌写本的生活情境，提及蒙书使用痕迹)
  • 例如，标题为《敦煌写本的生活情境》的相关文章。

3. 王道士与藏经洞发现:

• 中国甘肃网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gscn.com.cn):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详细叙述及评价)
  • 例如: http://gansu.gscn.com.cn/system/2024/02/23/013089860.shtml (一篇关于王道士与藏经洞发现的示例文章)
• 新华网 (xinhuanet.com): (关于藏经洞发现及文物外流的报道)
  • 例如，标题包含“敦煌藏经洞”、“百年之痛”等关键词的新闻回顾文章。

4. 洪辩高僧:

• 敦煌研究院 (dha.ac.cn): (洪辩生平、第16/17窟关系)
  • 例如，网站内关于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历史背景介绍的部分。
• 中国民族宗教网 (mzb.com.cn): (洪辩作为河西都僧统的史实)
  • 例如，搜索“洪辩 敦煌 都僧统”在该网站找到的相关介绍。

5. 敦煌书写工具与纸张:

• 台湾艺术大学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研究所 (portal2.ntua.edu.tw) PDF: (关于造纸纤维，提及敦煌藏经纸多为麻纸)
  • 例如: https://portal2.ntua.edu.tw/~d09/magfile/1010612_1.pdf
• 中国甘肃网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gscn.com.cn): (关于敦煌古代硬笔书法及其材料)
  • 例如: http://gansu.gscn.com.cn/system/2016/04/13/011336120.shtml (天地遗痕：敦煌古代硬笔书法)
• 谈历史 (gjrwls.com / 或类似历史文化网站): (关于古代写经人的工作，提及纸张规格、修复用纸等)
  • 例如: https://www.gjrwls.com/jinghua/20250507/1104794109375152128.html (古代写经人一天要抄多少字才能完成任务？)
• (未能成功访问但作为研究方向的)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cuhk.edu.hk) 相关PDF: (关于中国古代造纸原料，特别是麻纸的讨论)

6. 《将进酒》/《惜罇空》文本比较:

• 光明网 (gmw.cn): (薛天纬学者关于敦煌本《惜罇空》与《将进酒》的考证文章)
  • 例如: https://news.gmw.cn/2021-04/12/content_34756296.htm (《将进酒》的文本演进及其文化意义)
• 中国作家网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chinawriter.com.cn): (同样刊载或引用薛天纬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 例如: 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413/c419387-32076379.html (李白《将进酒》文本演进“三部曲”)
• 人民网理论频道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theory.people.com.cn): (提及敦煌写本中李白诗歌的异文)
  • 例如: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313/c40531-29141025.html (敦煌文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